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2022-02-28 09:16

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度观察，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这些内容，特别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多部经典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里，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依靠自然生活、过日子，这种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是如此重要，我们必须找到与其和谐相处之道。这样的理念即使放在当下来看，也是科学与重要的。

然而，在当时“工业化”“大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并没有推动生态问题的改善。当时工业化的国家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屡见不鲜。工业文明确实改善了人的生活环境，但过度开发超出了自然的承受极限，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水环境破坏、气候变暖等生态环境随之而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成为世界性难题。

对此，许多流派从不同层面提出自己的理论，如库兹涅茨曲线、稳态经济理论等，但是这些理论或是因为缺少落实方法论、或是因为包含不少脱离实际甚至空想的成分，在落实中的作用有限。

相比之下，“两山论”是对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最新认识，实现了发展和保护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第一，从根本上更新了关于自然无价的传统认识；第二，打破了简单把发展和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环境与经济跳出“零和博弈”，走向相互促进、协调共生、内在统一；第三，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保护自然价值，更是一个增值自然资本的过程，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两山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一脉相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系统剖析了经济与生态在演进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不仅指向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突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先地位，还指明了生态优势可以转换为经济优势，形成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未来。

“两山论”自提出以来，内涵不断丰富，影响力逐渐扩大，理论导向意义愈加凸显，成为我国生态实践的重要指针。而其所体现的最为突出的生态实践转向，就是将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山论”得到了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也取得一系列成就。“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两山论”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更是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通过践行“两山论”，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实效，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更富的景象，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毛乌素沙地，曾经的面积约4.22万平方公里，比一些省的陆地面积都要大。沙地形成的时间仍有争议，但唐朝时这里就有“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的描述。现在经过长期科学系统的绿色治理，这样的情景已经看不到了，人进沙退、绿色重现。绿色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比如用来治沙的沙柳，只要按周期采伐，就会一茬又一茬，越长越茂密。围绕沙柳的利用加工也就成了不少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绿色与经济、生态与发展，就这样得到了兼顾。

这只是我们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可可西里生态恢复、福建武夷山市的“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等等，都为“两山论”写下实践注脚。

现在，“两山论”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影响力已经走出国门，在指导我国生态实践不断开展的同时，也构成中国又一张新的名片，为世界范围的生态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