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核心观点、产生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比较了其与一些主要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实践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反思。作者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关切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是否可以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持续推进下去，以及基于西欧实践所概括出的“生态现代化”模式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作者认为，作为西方学者对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一种探索，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一些具体观点不乏借鉴利用的价值，可以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作出贡献，但是其与中国基于自身发展实践而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些本质性的区别。全球各国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多样化的实践以及自主性的理论创新，有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最终有可能促成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指导性的新一代的理论形态。

作者简介

洪大用，安徽东至人，社会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与社会政策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经出版专著《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2001）、《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2004）、《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第一作者，2012）等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荣获过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2013）和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2007）等重要奖项和荣誉。现兼任国际社会学会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选举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等学术职务。

马国栋，男，社会学博士，宁夏医科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卫生事业管理。近年来在《湖南社会科学》、《生态经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

前言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度重点项目“生态文明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与借鉴”（项目批准号：08ASH001）的最终结项成果。当初申请立项的一个出发点是试图为中国开始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所以，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上。从当时所了解的情况看，该理论主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兼容，似乎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相关并且可以提供重要借鉴的一种环境社会学理论。

在项目获得批准后，我们广泛搜集文献，围绕生态现代化理论组织开展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既进一步了解了其代表人物、核心观点、产生背景、发展历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又比较了其与一些主要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实践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反思。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现代化理论基于西欧发达社会的实践，给出了应对生态危机的一种路径，展现了研究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趋势的信心，这一点与早期的其他环境社会学理论有很大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信念，是对西方现代化方向的坚持；作为一种展望，是对现代化突破极限的未来的乐观；作为一种目标，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追求；作为一种路径，是强调技术变革、市场绿化、政府改革和社会发育所形成的环境保护合力。单纯就其主张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坚信二者之间可以兼容并且实现双赢而言，该理论确实是支持或者迎合了世界各国的期待，而且其对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的一些具体路径的阐述，也对各国实践不乏启示和借鉴价值。

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显然摆脱不了其源于西方、说明西方和为了西方的印记。该理论的核心关切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是否可以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持续推进下去，以及基于西欧实践所概括出的“生态现代化”模式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事实上，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对其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其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乐观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忽视社会权力关系分析等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作出了一些调整，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其基本形貌和实质立场。基于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分析和对世界各国实践，特别是对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反思，我们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其西方现代化取向、实证分析单位、路径分析、结果分析、对社会公正议题的处理以及对于环境的定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二选择”。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自主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呈现出了一定程度和意义上的“双赢”趋势。中国的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的所谓“生态现代化”目标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所谓的“生态现代化”可能存在着多种路径与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带有西欧社会色彩的资本主义路径和模式。甚至，坚持西方式的以物为本的现代化取向是否能够持续，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特别是在全球层次上），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平等，这些仍然是需要深入反思和总结的。中国坚持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就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着力改善民生，致力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一种“发展”实践与西方式的带有浓厚的物质主义气息的“现代化”相比，事实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认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才是有可能真正迈向经济与环保双赢之路的。

似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发展实践中明确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两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相对而言，生态文明的立意更高、视野更开阔、内涵更丰富，同时也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既往发展历程的更多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包含了对于现代性、技术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等等的合理反思和批评。

具体而言，第一，生态文明将生态因素融入了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更加突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是将生态因素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外在背景；第二，生态文明着眼于对此前各种文明的反思，强调在汲取文明成果的同时推动文明的整体转型，而非文明的局部调整或者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简单、继续推进；第三，生态文明明显超越了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更为合理地分析和评估了人类在推进文明转型中的作用，不像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依然凸显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第四，生态文明注重从全球和地方的互动与结合中分析和促进文明转型的进程，既强调全球合作共同努力，又重视区域性地方性的自主努力，这样一种视野明显比生态现代化理论更为开阔，也更加合理；第五，生态文明更为强调人类在文明转型过程中的不断反思和不断调整，而非如生态现代化理论那样带有明显的线性进化和盲目乐观的色彩；第六，生态文明之路明显不是走向西方之路，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局限，走向未来的人类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归根结底，生态现代化理论只是西方现代化的一种理论，仍然具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关系到人类整体发展的理论思考，超越了狭隘的西方中心观念，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不过，由于同样致力于回应生态环境危机，基于西方实践提出来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仍然不失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参考，其所强调的一些具体观点仍然不乏借鉴利用的价值。在此意义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代表了西方学者对文明转型的一种探索，有其积极的成分，还是可以为推动文明转型作出贡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待源自西方的理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不加反思地、去背景化地照搬移植，简单地将其应用于中国实践的分析和指导，更不能将中国实践看成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应用的产物。

进一步而言，全球各国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多样化的实践以及自主性的理论创新，有可能预示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假如我们将其看作是关于经济、环保兼容和双赢的理论的话。在此阶段，全球各国学者围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共同话题开展多种多样的经验研究，阐发各自的发现和观点，并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有代表人物平等对话，也许最终有可能共同打造一个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升级版”，促成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和指导性的新一代的理论形态。在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中，不仅“现代化”的取向和内涵将被重新定义，而且其实现的条件、路径、模式、风险和后果等也将被更深入地探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目前仍然是处在建构中、发展中的阶段。

本书内容包括8章正文和一个附录。其中，第一章侧重介绍了摩尔（Arthur Mol）、哈杰（M.A. Hajer）、杰尼克（M. Jänicke）和克里斯托夫（P. Christoff）等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就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风险社会理论和环境公正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指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具有的确认环境问题的客观性、对现代化前景的乐观性、理论建构的反思性、分析策略的选择性、政策主张的改良性、研究目的的应用性和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属性等特征。

第二章分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和学科背景，讨论了早期环境社会学理论竞争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的影响，介绍了该理论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以及在不同阶段来自不同理论阵营的学者对该理论的批评，指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回应批评的策略和发展理论的趋势。

第三章介绍了全球范围内追求经济与环保双赢的实践以及针对这些实践的、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相关的研究，着重指出了全球实践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质疑和挑战，初步分析了现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局限，认为该理论的发展可能正在进入“全球共构”阶段。

第四章围绕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议题，讨论了其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是进一步凸显了生态现代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质疑着沿着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的合理性。本章还总结分析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争议。

第五章进一步具体讨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低碳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复杂性以及优势所在，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低碳社会建设这样一种系统性变革，需要着重发挥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的优势，并致力于形成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适当关系。

第六章运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从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倾向调整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社会整体性变革的社会基础，指出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气候变化的成因与后果的认识，都还是非常有限的，为了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而作出的行为调整也还是很不足的。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整体性转型。

第七章着重从中国政府层面分析了新世纪以来推动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举措，主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本章指出科学发展与“现代化”是有区别的概念，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也具有本质性的不同。本章还详细分析了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并提出了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生态文明的路径和观点。

第八章针对中国新世纪以来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迈向“双赢”的趋向，分析了其背景和潜在的风险，并基于此进一步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质疑和批评，指出了进一步发展、完善该理论的若干重点与方向，强调了理论反思对于科学研究和实践指导的重要性。

在附录中，我们运用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世界各国公众的环境认知和环保行为倾向，指出各国公众都对环境问题有所关注，但在众多社会问题并列时，各国公众明显更加关注医疗保健、经济和教育等问题，环境问题并不处在优先位置。与此同时，各国公众所报告的个人环保意愿也不是很突出。这样一些发现进一步凸显了所谓生态现代化进程的问题性和复杂性，也对朝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之路提出了挑战。

我们认为本书对于生态现代化理论以及相关实践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全面了解，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认识，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健康发展。但是，需要坦陈的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水平有限，所付出的努力还不够，所以书中肯定还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诚挚地欢迎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督促我们不断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以期协力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

最后，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需要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别是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别是人文分社潘宇社长和策划编辑宋义平先生所付出的诸多努力！